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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三月底，秦桧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被金人押解到北方，随行的有他的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和御史台街司翁顺。起先与孙傅、张叔夜、何栗、司马朴跟随徽、钦二帝到了燕山，后又到了中京（辽宁宁城西）。
1、秦桧的两份乞和文书
大约在建炎二年()夏天，徽宗听到高宗已经继位，并且据有江淮、川陕以南一片疆土的消息，以为与金人议和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自己南归也有了希望，指派随行的驸马都尉蔡鞗（tiáo）（蔡京子，尚徽宗女茂德帝姬）与秦桧商量，通书与左都元帅宗翰。
经过秦桧的周旋，以徽宗名义起草的乞和书，很快送到了宗翰的手中。秦桧因此也渐渐得到金人的信任。
关于这封乞和书的形成过程，蔡鞗在《北狩行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上（徽宗）自燕京迁居虏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寝食俱废。一日，谓都尉蔡鞗曰：‘…建炎中兴，亿兆攸归，奄有江左，虽居沉劫，思有以少助维天之祚。今草得一书，欲厚遣（遗）本路都统，求通于左副元帅，卿为我与秦桧商量，更润饰之。’鞗日：‘圣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时秦桧亦寓中京，…谓蔡鞗曰：‘天祚我宋，宋必有主。今圣虑若此，定膺昭格，文华理胜，虽游夏不能措词。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统。’后闻其书得达粘罕（宗翰）。”
《行录》所录乞和书的全文是：
某自北来，众所鄙弃，独荷左右见怜。故知英雄度量，与俗不同也。
尝欲通书于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闻惟大英雄之人，然后能听大度之言，敢略陈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
古之君子，莫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故有一国士者，止能安一国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后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尧舜禹汤之君，而辅以皋夔稷契之臣，则日月所照，风雨所及，莫不被其泽，载在典籍，昭然可考，不止一二陈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晋阳，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颉利，可谓黄帝之师，莫强于天下也。而远思长久之计，知突厥稽首戴恩，尝为北藩，故唐之亡也，终赖沙陀以雪国耻。又匈奴冒顿单于，围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当时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顿不贪近利，以为远图，使高帝得归，以奉祭祀，故得岁受缯币，举中国珍宝玉帛，奉约结好。后匈奴国乱，五单于争立，终得宣帝拥护呼韩。
近契丹耶律德光，责石氏之失约，长驱至汴，举石氏宗族，迁之北荒，然中国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烂灰烬，数十年之间，生灵肝脑涂地，而终为刘知远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顿单于，其英雄度量，岂不相去远哉！
先皇帝（指金太祖阿骨打）初理兵于辽东，不避浮海之勤，而请命于下吏，蒙先皇帝约为兄弟，许以燕云。适云中妄人，啸聚不逞，某之将臣巽儒，怀首鼠之两端；某以过听，惑于谬悠之说，得罪于大国之初，深自克责，去大号，传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闻嗣子之中，有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贤，盖祖宗德泽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
不审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顿单于，受兴灭继绝之名，享岁币玉帛之好，保国活民，为万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灵涂炭，而终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则非某所知；若不欲如此，当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岂不为万世之利哉！
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当大有为之时，必能听大度之言也。昔有为赵使秦者，秦问赵可伐与？赵使对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则为贤母，妻言之则为妒妇。今日之事，大类是矣。惟麾下多贤，必能审处。言欲尽意，不觉靦缕，伏望台慈，有以鉴察。幸甚幸甚。
后于绍兴十九年()四月，曹勋又上给史馆一个藏本，说是“秦桧向在金国代徽宗皇帝所作书稿”。曹勋在靖康初曾为閤门宣赞舍人，从徽宗北迁。建炎元年七月逃归。绍兴十一年，与金人和议，曹勋充赴金国报谢副使。此稿得自何时何地，史书失载。这个稿本，与《行录》所载，有很大差异。
其全文如下：
某启，季夏毒热，伏惟元帅郎君台候动止万福。某居处幸安，实赖庥庇。离汴京已逾年矣，鄙怀千万，久欲闻于左右，常恐犯不韪之咎。
今阅日既久，则复后时之悔，又数蒙存问，审知英雄大度，可感以诚，敢悉布腹心。
顷自大圣皇帝治兵之初，某即承命于下吏，先皇帝惠然顾怀，约为兄弟，载在盟书，永以为好。某之敝邑，仰荷威德，怡然无事，又尽得前代故地，顾其恩纪，未知所报。适会妄人啸聚不逞，某之将臣，巽奥畏事，怀鼠首之两端，某亦惑其谬悠，得罪大国，自知甚明。
故于问罪之初，深自刻责，不敢抗兵，亟去位号，委国计于嗣子。亦蒙大国沛然宽宥，许之自新，复遵前好。而嗣子愚弱，不娴于礼；小人贪功，要取名誉，妄有交搆，遂重获罪于大国。祸皆自取，悔将何及！
某自传位以来，退处道宫，不复干预国事，事无大小，并不预闻。此非敢妄为之说，天下之人所共知也。凡诸往事，姑置勿论，请以今日之事势言之。夫南北之俗有异，因其君长而臣属之，则可；若混一之理，自古以来，无是事也。
昔契丹耶律德光皇帝迁徙石氏，拘于北方，南朝遂为刘知远所有，终不臣属；且石氏有天下方二世，本乃纂立，初无德泽，知远所以能镶其位而有之。赵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仁恩结人深矣；厥后六宗，世世修德，不忝前人；百余年间，不识兵革，斯民仰事俯育，衣食无憾。乃以异姓易之，此在某实难言，天下之人，自知其不可。
今若因而存之，则世世臣属，年年输贡，得失可见矣。必欲拿舟交、广，驰马闽、蜀，蹑关、陕，决大计于金鼓之间，就使如志，欲所得之利，尽归公上，则莫若岁岁受金帛；使他人守疆在，则奠若因旧姓而属之。在郎君宜熟计而审处。
闻嗣子有在南方为彼人所依，此祖宗恩泽在人，未易忘也。如蒙郎君以某前所言为然，望赐采择。某遣专介谕嗣子以大计，郎君可不烦汗马之劳，而坐享厚利。伏惟麾下多贤，通知古今，谙练世故者不为少，想当裨赞成画，笑谈而定。瞻望旌棨，鹊立俟报。不宣。
2、两份乞和文书的差别
蔡鞗作为皇亲国戚，经常跟随在徽宗身边，他所见到的当为徽宗的原稿，则曹勋所提供的就是经过秦桧修改润色的稿子。
蔡鞗说：“后闻其书达粘罕”，似乎没有看到过秦桧修改的稿子。现将两稿加以比较，文字虽有一些相似之处，而文意却差别很大。
《行录》稿文辞虽然谦恭，但字里行间表现出颇不甘心作阶下囚，而欲与金人分庭抗礼的情绪。
如文中在大量征引历史故事之后，近于质问地说：
“不审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顿单于，受兴灭继绝之名，享岁币玉帛之好，保国活民，为万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灵涂炭，而终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则非某所知。”
口气十分强硬。而曹勋提供的稿本，文字虽然严谨得体，但完全是一副失败者、阶下囚忏悔、哀告的口气。文中只用了一个耶律德光的例子，意在说明一个重要观点，即“南北之俗有异，因其君长而臣属之。”用被征服者原来的“君长”去统治被征服者。
再如乞和的条件，《行录》稿本只说：“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
这可以有多种解释，如高昌之与唐王朝，汉王朝之与匈奴，北宋之与辽、夏，虽岁输金帛，然终不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而曹勋的稿本则明白无误地表示：
“今若因而存之，则世世臣属，年年输贡。”
就是甘为藩臣，为金人守土了。这反映了秦桧的真实思想。
秦桧后来献计高宗，主张“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就是以金国作为宗主国，而南宋作为藩臣的前提下提出的。
3、卖身投靠的开始
如果说，当初在围城中，他“乞存赵氏”，主张“于赵氏中推择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目的是权为反对册立张邦昌之计，使赵氏江山不致易姓，还不失为一种义举，而此时南宋王朝已拥有半壁江山，且抗金义军蜂起，献计金人“因其君长而臣属之”，以徽宗的名义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输贡”，则是向金人卖身投靠了。
果然，书达宗翰，秦桧颇受赏识，宗翰“赐钱万贯，绢万匹”，并把秦桧推荐给金太宗，太宗又把他赏赐给弟弟完颜昌（达懒），开始了他卖身投靠的生涯了。
绍兴和议之后八年，曹勋进献书稿，高宗宣付史馆。
第二天，秦桧与高宗有这样一段对话：
秦桧说：
昨蒙御前降到曹勋所藏臣向在北庭代徽宗作书稿，书中开陈，与今日事无一不合，因请讲和本出徽宗圣意。
高宗说：
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
秦桧说：
此所以诞受天命。
高宗又说：
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很显然，秦桧是假徽宗之口以售其奸，又挟高宗而号令天下，把屈膝投降的基本国策贯彻到底。
4、秦桧南归之谜
伪楚张邦昌被废之后，金人一直认为赵构建立的南宋政权是非法的。
所以年年征伐，必欲消灭而后快。建炎四年()春天，完颜宗弼回师北上，在黄天荡被韩世忠所扼，吃了败仗，金人对南宋的政策有所变化。这年七月，金建立伪齐傀儡政权，册立原宋降臣刘豫为皇帝，安排了一大批宋之降臣为伪齐的文武官员。
试图用伪齐代替伪楚，用中原人代他们统治中原，以抵消南宋的影响。至于伪齐的地位，诏书中说得很明白，这就是“世修子礼”，作金国的儿皇帝：“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代金人守土，作金国的屏藩。
对南宋，金人尽管口头不承认，但又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因此，在建立伪齐傀儡政权的同时，把已经死心塌地投降的秦桧放归南宋，作为削弱、扼制南宋抗金力量，对南宋实行诱降的内助。
这年秋天，金左监军完颜昌奉命攻楚州，秦桧以“任用”的身份随军。到了淮阴，完颜昌命秦桧参谋军事，并兼随军转运使。楚州城破的第三天，秦桧带着妻子和随行人员一起南归。
秦桧南归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疑案。当时，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
一开始，他说自己是“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唯“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才得到高宗的接纳。
后来，胡安国极口称赞秦桧靖康间上书请存赵氏事，而向子忞则说：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者，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如是乎！”
秦桧初相，引翟汝文为参知政事，然汝文“性刚不为桧屈，至对案相诟，目桧为金人奸细。”
绍兴八年()，秦桧主和，御史中丞常同对高宗说：
“桧自金归，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暗地里给金人提供帮助）。”
这大体上都是出于推测和传闻，没有提供真凭实据。
而真正提供秦桧投降金人确凿证据的，还是金人自己。
宋宁宗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公元年），金宣宗为避蒙古的兵锋，迁都于南京（汴京)，其秘书省著作郎张师颜《南迁录》记载事变前因后果，其中两处提及秦桧南归的缘由。
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
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兵事，既不可威服，复构怨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划，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扇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
另一次，是在蒙古军队攻陷复州（辽宁沈阳）、顺州（北京怀柔）时，被俘的金同知赵子寅、督运天使张元应二人逃归，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
……南臣羁旅，秦桧独稳足，一朝资以金宝，驾以海舟，挟孥而去。韩常惧南有疑，而忠献不听。至彼大得权位，而所谋始行。
顺昌之战，刘绮欲径进而召刘锜；商虢之战，岳飞欲径进而召岳飞；终于杀岳飞，发（废）韩世忠、张浚，贬赵鼎，而南北之势定。可见逃人归国，不可不细查其来历，关系国家不小。
最早怀疑《南迁录》为伪书的是李心传，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女真南迁》终篇自注云：“近传《南迁录》，悉差误，盖南人伪为之，今不取。”
嘉定七年()，金人徙汴，《南迁录》很快在南宋传播，如系南人作伪，其速度令人不可思议：
《朝野杂记》乙集成书于嘉定九年，与金人南迁相隔不到两年，没有说出任何根据，即判《南迁录》为伪作，似亦失之武断。
后来，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录《金人南迁录》一卷，以“岁月抵牾不合”，指为伪书。该书中“岁月抵牾”之处是存在的，但前人笔记，因个人记忆舛误而发生误差的，比比皆是，不能因此就武断地判为伪书。
据此，秦桧在金已投降变节，他的南归，实际上是与金人达成默契，心甘情愿地充当金人的内奸，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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