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勤奖不能成为用人单位一种“苛刻的善意”
在600元和一条命之间 深圳女工的现实选择
600元和一条命，哪个重要？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在某些时候，这个选择，却是一道严酷的现实命题。
在深圳打工的杜鹃，1月5日清晨在卫生间里碰伤了头，但为了工厂600元的全勤奖，在服了点药后，她坚持上班3天。1月8日，杜娟被诊断出脑出血住院。1月14日，杜娟不幸死亡。因为家属和厂方，在补偿金上存在较大分歧，杜娟离世已有一个多月，遗体仍保存在殡仪馆中。(2月27日《南方》)
全勤奖，对多数上班族而言，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但其在现实操作中引发的种种尴尬和困境，却令人不安，如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企业、劳动监管部门，都有思考的必要。
“全勤奖”不能成为用人单位 一种“苛刻的善意”
有世界“史库”之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将年度人物亚*的殊荣，颁给了“中国工人”群体。理由是中国经济引领了世界复苏，而这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当年时代周刊采访的工人群体，正是如杜娟这样千千万万在南方工厂里的打工者。
诚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杜娟展示了她的勤劳——春节不回家与亲人们团聚而选择在厂里加班。还有她的坚韧——自己都认为是头骨骨折后还在厂里坚持工作了三天。但结局却是，她错过了挽救自己性命的机会。当然，杜娟是极为不幸的一员，是个例，但从杜娟的悲剧中，我们却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个信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他们依然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
早在2007年，上海针对就业意愿，作了一项四千户的入户调查，结果仅有百分之一的人愿意做工人。而此前辽宁省的一项大型联合调查也显示，愿做“普通劳动者”的青少年比率，不到百分之三。而如今，年复一年的公务员招考热，与沿海工厂里的用工荒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尽管受到赞誉，然而现实的社会分配中，类似杜娟的打工者们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利益。
杜娟的悲剧无疑强化了人们的这一意识，比如络上热烈讨论的，并不是那六百元全勤奖的菲薄，和杜娟为之拼命的不值。而是千万别去工厂里吃“青春饭”的警示，甚至有友还作出了身份上的假设，如果杜娟是公务员，她会为六百元“拼命”吗？
但在杜娟的不幸事件中，其实还应该有太多的假设。
在媒体事后到厂的采访里，工厂方面声称，病假并不影响全勤奖的发放，但这一条例据称只在某个宣讲会上讲过，而并没有明示。显然，杜娟不知情。否则她不会强忍头痛而继续工作，而作为劳动者权益代表方的工会，也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给予她帮助，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慰问。而这“病假并不影响全勤奖的发放”，究竟是事发后的托辞，还是真有其事，也无法在工会予以考证。工会的失职，失效，失能，在这一事件中显而易见。
全勤奖作为工厂的一个激励制度，无可厚非，甚而可以理解为工厂对工人们释放出来的“条件苛刻的善意”。因为在现行的劳动法中，并没有对全勤奖予以任何形式的明确。但不少企业的全勤奖规则中，大多有迟到一次，罚没全部的设置，这无疑会造成劳动者的心理焦虑。这就如同工厂里都爱写这样的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看似对劳动者的激励，实则更像是恐吓。如果全勤奖的设计更人性化一点，或许悲剧能够避免。而这应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细节。在法律和劳动监管部门尚不能在制度和监管上给予完善的关照这一现实之下，用工单位应主动建设企业文化，这也是员工最后的一条退路。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人情味、尊严感、归宿感，可以消解员工面对诸如“全勤奖”之类“苛刻的善意”产生的尴尬和焦虑。
但现实令人不安。一个美国人曾写过一篇文章《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要是家用电器坏了，更能引发不小的危机。而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低福利”，在很多时候仍被视为劳动力的成本优势。
正是“坚韧”的杜娟们，在经济建设中贡献巨大，而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应有福利保障，至少让她们不会为六百元全勤奖而折腰，这也是最起码的社会公平。
刘兴望(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