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宋浩
在传统的认知中，我们认为到了明代，君主专制大大强化，皇帝和中央朝廷有绝对的权威，比如影视剧和故事中常见的厂卫制度、廷杖制度。
影视剧中的东厂，这是皇权加强的产物。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明史学会前会长施珊珊（SarahSchneewind）在《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中提出了认识明代政治的另一个角度——
“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而生祠，正是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
官员从“生祠”中获得政治声誉，平民利用“生祠”换取地方官为本地利益服务，形成了地方与重要朝廷的利益对峙。
书中以大量碑刻记录、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明代生祠制度，阐发了明代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
该书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是书摘《魏忠贤与东林党》一节：
史上最著名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生祠，是供奉大太监魏忠贤的。
天启六年（年），五十余座供奉他的生祠拔地而起，广布于大明王朝的州府郡县之内。
北京城内遍布四合院形制的小型祠堂，还有宏伟的寺庙，屋顶是闪闪发光的琉璃瓦。供奉魏忠贤的这些生祠矗立在帝陵和京师孔庙旁，里面有着珠光耀眼的塑像和巧夺天工的饰物，花费了价值数十万两的私家与公共金银，这一切都受到了严密的保护。
魏忠贤的生祠规制宏大，几乎比得上帝王的宫殿：在开封，十根巨柱支撑起的大殿耸立云霄，无数的树木被砍伐作为梁木，数以百计的房屋因此被拆毁。至少有六十名官员参与了这一生祠的建造。
每处生祠都竖立起一座高大的颂德碑，其中一座留存至今，有三尺宽，一尺厚，一丈二尺高。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铜或鎏金的塑像。
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魏忠贤像进入新落成的生祠时，行五拜三稽首的大礼，这是对皇帝才能行的礼仪。然后他率领文武官员一起叩头，并且额外叩头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的谄媚让旁观者尴尬不已，“皆汗下浃踵”，时人评说：“一时天下如狂。”
当两名属下在大殿中立起鎏金塑像时，布政使也只得默许。另一位官员私下议论魏氏生祠不应当占据天子前往太学的道路，旋遭罢免，因为正是皇帝批准了这些生祠的建立。
魏忠贤出身贫苦，目不识丁，原先横行市井，后来自阉入宫，得到了天启皇帝的赏识，并在其身边聚集起一批士大夫。他的主要对手则是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一批士人，他们自称“义人”，自年起便主导中央政府。他们一再上书弹劾魏忠贤，魏氏则予以反击，并最终战胜了他们。
顾宪成，创立了东林书院。来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正是在天启六年（年），当他全面打压东林党人时，阉党众人提议为他建造生祠。尽管东林士人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逮捕，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魏忠贤修建生祠，不惜为此大声疾呼，挺身而抗。
天启七年（年），在魏忠贤倒台自杀后，他们提醒新即位的崇祯皇帝，生祠的存在可能鼓动潜在的叛乱。于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很快被拆除，或是转作其他用途。
东林党人的义愤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官修《明史》对此的叙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视生祠为反常、荒谬和悖理的存在。在史籍、小说和论战文章中提到生祠时，它都象征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专制和个人崇拜。
即便是承认这一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存在，《明代名人传》的撰稿人提到：“通常，在一位官员过世一段时间后，才会设立祠堂进行供奉；若是在其生前便设立生祠，要么出于真诚的感激，要么便是极度的谄媚，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魏忠贤。”
但正如我们所见，明代的生祠并不罕见，它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奉承或感激。这种复杂性甚至在《明史》本身的记载中便能得到体现。
后来者清王朝编纂了《明史》，正如明朝纂修了《元史》。后人在修撰过程中通过“褒贬”前朝史事来辅助当朝的治理，既在政策人事上纠正是非，又在人物声誉上惩恶扬善。
魏忠贤的恶行和生祠在《明史》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赞成或反对为他建造生祠成为判断忠奸的标志。例如，东林士人邹元标的传记中提到了朱童蒙，朱童蒙曾经弹劾邹元标，还参与建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所以朱童蒙是奸恶之徒，而邹元标为忠善之士。太子洗马贺逢圣当面告诉魏忠贤，他没有请愿在湖广为之建立生祠，魏氏随即怒气冲冲地离去，次日便罢免了他的官职，贺氏却因此受到广泛的赞誉。
书内页
但是《明史》的记载之中，除了这些正义官员反对的为阉宦和腐败官僚建立的生祠之外，还有为纪念将领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而建立的生祠——无论是在明代的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献身于当地建设的官员，往往在他们生前便被人供奉于生祠。
魏忠贤并非《明史》所记载的唯一建立生祠之人，而生祠也并不注定就是邪恶而又荒谬的。事实上，《明史》淡化了东林党人的观点，有意忽略了那些无比尴尬的旁观者，也承认一些有良知的官员除了讨好魏之外别无选择。
为什么魏忠贤的生祠会让东林党人如此愤怒？简而言之，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与生祠密切相关。
东林书院的成员中有许多人主张建设生祠。李思诚，天启六年时任礼部尚书，曾两次忤逆魏忠贤。十二年前，在他送别一位知县的文章中写道，当地人可能会因感激他的治理而为之建立生祠。
当龚勉生前被奉祀于城南书院时，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为他撰写了纪念碑文。
就在韩爌激烈反对魏忠贤生祠落成前不久，他还撰文纪念另一位同事的生祠。
礼部尚书李标，曾帮助韩爌拟定魏忠贤阉党名录，在崇祯十五年（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抱怨当时在任的地方官多被授予了过高的荣誉，不过他所纪念的则名副其实。
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魏忠贤的生祠，同时却也在纪念其他生祠。
与此同时，一些生祠也为表彰东林士人而建。欧阳东凤是东林党人之一，也是讲学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讲学中，他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影响了更多非士子的普通民众。在16世纪90年代，他因一场自然灾害而越级上奏以寻求帮助，当地百姓心存感激，为他建立生祠以资纪念。
吕维祺，曾致信开封士绅反对魏忠贤生祠的建立，他在—年于兖州任职时，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见徐鸿儒传），得建生祠。
姜志礼，被魏忠贤勒令致仕，也在泉州享有生祠供奉。有碑刻称，姜氏在投身于工作时，完全没有考虑生祠的建立。
丁启濬，在魏忠贤监禁周顺昌和其他东林党人时曾仗义执言，也在其生前即为家乡百姓所奉祀。
李守俊，因反对全国各地建造魏氏生祠而罢官，却因其减税举措而为商人所感激，被立祠供奉。
被阉党罢官夺爵的尚书李宗延，在世时得享生祀。至少有三位在元氏县任职的东林党人赢得了生祠。
魏忠贤的生祠让东林党人大为震恐，正是因为他们将此项制度视为近来张颖所研究的“儒家形象政治”的一部分。通过广建生祠，魏忠贤对严肃的生祀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无情的嘲弄。
米海瑞（HarryMiller）称，东林士人与受过教育的地主——无论在不在朝——即士绅，宣称是他们而非皇帝，享有制定国家政策的“主权”（sovereignty）。在万历年间，士绅们挑战作为财政改革者和集权者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到了天启年间，他们则对魏忠贤发起了反抗。
或许魏忠贤渴望建立生祠并不仅仅出于虚荣，而是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加强他所代言的皇权的权威。东林士人则绝不允许魏忠贤的挑战。这项制度给予了士人无上的荣耀，魏忠贤的染指意味着对其权威不可容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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