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作者杨勉
摘要
某种习以为常的学术观点认为，北洋时期中国遭受列强和*阀双重压迫，经济凋敝，民生几尽，这为反帝、反*阀的国民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表明，当是之时，尽管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整体上仍相对平稳并有所发展；社会民生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大致仍处于“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的状况，并不像这种观点描述的那么糟糕。斯时经济与民生得以维持及发展的原因，与国家权力的支配力有限、经济社会基本是由地方及民间社会自主掌控有关。由于经济状况未提供根本改变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被称为“大革命”的国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治革命，其发生原因，可从*治窳败、国家分裂以及人们的*治趋新意识上去寻找，却与北洋时期经济社会与民生状况之好坏，不发生直接联系。
关键词
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寻乌调查；国民革命
民国经济史素为学者重视。在既有研究中，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阀统治、国家战乱分裂的北洋时期，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年复一年，每况愈下。这一经济民生状况，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
然而，历史文献在部分支持这一论说的同时，也提供了反证。大量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虽面临诸多困难，但大致尚能勉强维持，一些地区和行业甚至有所发展。这不仅从具体行业的统计数据和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工资收入及物价指数上可明显看出，而且在反映宏观经济重要指标的“国民所得”总值及个人平均值，以及全国粮食总产量及人均产量上均有鲜明的反映。不仅如此，稍后一份溯及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状况的重要调查，也可印证这一结论。这提示学者，对北洋时期经济与民生实态的认知，既有研究可能存在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的偏颇，难以全面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实态。
本文拟用实证方法，在承认既有研究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因而可以部分成立的前提下，发掘为以往历史书写忽略了的反映这一时期经济与民生状况的统计资料，期与既有研究相互补正，重建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历史，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北洋时期社会民生状况与国民革命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治经济逻辑的解释。
*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府时期经济》
一、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状况
通常认为，北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特定时段，益于战时外国资本暂时退出，外部竞争压力减轻。战后外资“卷土重来”，加之*阀混战，双重影响之下，中国的经济民生跌入低谷。此说动态考察北洋时期中国经济状况，兼顾国内、国际因素制约，有其理据，却与战后中国经济民生的实际状况不尽相符。事实上，战后中国经济虽面临新的困境，发展有所曲折，个别行业甚至出现严重萧条，但总体上仍在缓慢前行。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Bergere）指出：“就现代工业领域而言，中国并没有因战争蒙受多大损失，不过是错过了若干获取利润的机会而已。这表明，外部有利条件即便对非独立的经济体而言，影响也极为有限。随着欧战结束，中国的工业才真正步入了它的‘*金时代’。”白吉尔将中国工业发展的“*金时代”界定在“一战”之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战”期间，不仅眼光独到，也有大量事实可资证明。
（一）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为说明北洋时期尤其是“一战”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将重点选取机器纺织业进行分析，同时兼及其他行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器纺织业为中国近代工业中产值最大、就业人数最多、战后受外资压迫最重、最能代表中国民族资本生存状况的行业。这一行业的发展状况，应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同期中国工商经济的实际。
先考察机器纺织业中纺纱业的状况。以该行业厂家最集中的上海为例。资料显示，年上海仅有7家纱厂，此后数年一直维持在6家—7家的水准。从年即“一战”结束次年开始，纱厂数量开始增加，达到11家，年增加到21家，年则达到24家。纱锭数从年的枚增加到年的枚。年厂家数比年增加了2.43倍，纱锭数增加了3.03倍。棉纱业之外，上海机器缫丝业也发展迅速，年，该市丝厂数为48家，年增长为93家，增长近1倍。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如果说上海一地纺纱业的发展不足以反映整个国家的状况，不妨看看能够反映全国机器纺纱业发展状况的数据。由图1数据可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4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洋中期，中国纱厂非但没因外资“卷土重来”严重下滑，反而呈明显的增长态势。年在华全部纱厂仅44家，年则增加为95家，增长1.16倍。其中华商纱厂占比及增幅最大：年华商业纱厂数为65家，较之年的29家，增长1.24倍；而年欧美日各国在华纱厂总数仅30家，尚不及华商纱厂数量之半。同期中国纱厂纱锭的增长势头亦属良好。赵冈、陈钟毅提供的数据显示，年华商纱锭总数为枚，以后4年枚数分别为、、、枚，年为年的1.27倍，平均年增长率达31.75%。在全国范围能维持如此高的增长速率，应该是很不错的发展状况，而这一增长速率，终北洋时代，均无大的变化。
从企业个案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发展顺利。以荣宗敬、荣德生的纱厂为例。年4月，荣氏兄弟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从年3月起，荣氏兄弟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上海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自任总经理。至年，荣氏兄弟共拥有纱厂9家，纱锭占全国民族资本纱厂纱锭总数的19.9%，其企业生存状况一定程度上可看做同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具体数据见图2。
图年—年华商纱厂与外国在华纱厂统计
图2荣宗敬纱厂发展状况统计（年—年）几乎整个北洋时期，作为荣氏企业经济支柱的纱厂均处于快速发展状态：新置纱锭数从年的12.96千支增长为年的.69千支，10年之间增长7.93倍；全部纱锭数从年的12.96千支增长为年的.39千支，10年期间增长12.38倍。
企业盈利亦十分可观。从中国机器纺纱业总体盈亏上看，年至年，除及两年有所亏损，其他年份均获利甚丰，9年间平均每包面纱盈利22.92元。就企业个案考察，虽个体差异甚大，但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仍以荣氏企业为例。该企业整体盈利状况未见留下资料，就有数据可查的申新一厂的情况看，从年到年这几年间，该厂各年份实际盈利分别为2万元、11万元、40万元、80万元、万元、万元和60万元。6年之中利润增长数十倍，其中3年尚处于外国资本重回中国市场、民族经济遭遇困难时期，荣氏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可见一斑。
再考察“一战”后遭遇外资打压最严重的纺织业中机器织布业的状况。尽管面临新的困难，该行业仍发展迅速。年中国实际开工的布机为台，以后有记录年份的数量分别为：年台、年台、年台、年台、年台、年台、年台。年即北洋时期最后一年较之“一战”结束之年的年增长2.46倍，9年内年均增长27.3%。从织布机占比上看，年即“一战”后第一年，中外线锭布机的占比为40.8：59.2，中国占比低于外国18.4%，之后很快出现反超：年为51：49，年为58.5：41.5；年为53.9：46.1，年58.3：41.7，年53.8：46.2，年为50.3：49.7。至于纱锭数，华商则明显占据优势，民初及北洋时期，其与外商纱锭数一直维持在年均60：40左右的占比。这些数据表明，尽管战后一段时期机器织布业竞争激烈，中外一度呈并驾齐驱之势，但中国机器织布业的本土发展最终还是占据上风，并没有因外资竞争打压失去生存发展空间。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
如果说上述企业多属民营资本性质，不妨再考察一下中国“官办企业”的经营情况。与民营企业一样，“一战”后“官办企业”虽然因经营性质不同与民营企业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大体能够维持，有的企业甚至发展迅速。以煤矿生产中的机器采煤为例。年，中国官僚资本控制的机器煤矿业开采量为吨，年至年各年份分别为吨、吨、吨、吨、吨、吨、吨、吨、3265吨。产量增加的同时，企业盈利也持续增长。在官营煤矿企业中，山东中兴煤矿盈利最丰。年的盈利为元，年到年各年分别为元、元、元、元、元、元。虽然年和年两年状况欠佳，但仍有盈利，分别为元和元。几乎整个北洋时期，该煤矿都处于盈利状况。
包含部分国营在内的铁路运输业盈利更加可观。年，运输收入除去成本后的利润率为96.29%，年为.91%，年为.38%，年为.18%，以后几年略有下降，但仍能维持60%—70%的利润率。年的铁路运输收入为元，较之年的元收入，增长近一倍。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上）
工业的发展与机器逐渐推广普及有关。以采煤业为例，年中国的机械采煤与土法采煤业占比为56.2：43.8；年达到63.6：36.4，之后直到年，中国机械采煤业一直维持在70%左右的比值，明显超过传统的土法挖掘。机器用于采煤，无疑提高了该行业的产能与产值。此外，由于采用机器，粮食加工业发展迅速，其中荣氏家族的面粉工业发展堪称典型，新增粉磨数从年的个增长为年的个，11年之间增长1.38倍，平均每年增长12.5%。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手工业并没有因新式机械的使用而止步，而是与新式机器并存，共同发展。以丝织业为例，在杭州，丝绸业的“手织机”从年的1台，增加到年的台；“力织机”则从10台增加到台。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五年（年—年）来，绸机增加，纺织机之出货更速，每年约增数万匹，值三四百万元，故预计杭州城内外绸货之产额，现年约有二千四五百万”，“而新出品之名，日增月盛”。
不难看出，北洋时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间，尽管面临新的困难，一些行业遭遇比战前更加严峻的外资竞争压力，度日惟艰，中国的工业经济总体上仍在缓慢前行，个别行业甚至发展迅速，步入白吉尔所说的“*金时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二）工资与物价统计数据举要
经济发展为社会与民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城镇方面，由于工业进步，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工人和城镇居民的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尚属差强。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手工业者的工资收入状况，可资证明，如图3所示。
年—年间，北京的手工业者，大工日均工资0.43元，不到两天半（2.天）能挣1银元，若一周工作25天，月薪为10.87元；小工日均工资0.元，不到4天（3.65天）能挣1银元，一月薪酬约6元—7元。这是各工种平均薪酬，具体到不同工种会有所不同。如年北京地毯业工人每月所得，按技艺优劣及地毯作坊规模之大小，自2元起至20元不等，普通工人，每月所得约6元—9元。这一工资标准，“若与洋铁管匠、电机匠、或漆匠每日能得一元之工资者比较，当然望尘莫及，惟与石匠、工匠、或成衣匠每日得工资五毛或六毛者比较，相差亦无几”。
图3北京手工业者每日工资（年—年）
图4年—年北京物价
其他地区工人的工资标准大致接近北京。在河北定县，年至年小包干轧花工每日平均工资为0.35元，年至年为0.40元。河北瓷县彭城镇陶瓷业模型工每月工资5元—12元，轮盘工8元—15元，画工8元—15元。江苏铜山县槽坊及酿酒作坊，“各种工伙之每月薪数”，“最高者可至20元，最低者亦10余元”。
至于吃“皇粮”的*府机关职员，待遇则明显优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了一份年2月教育部职员已支工资表，显示该部最高编译员和编审员月薪从元递减到元，办事员从90元递减到50元，分部留学生90至70元，部员60至50元，学习员50到16元，其他荐任员、录事、电报员、翻译员、临时写生从70元到18元不等。由于不同*府机关相同级别职员大体适用同一薪俸标准，通过教育部职员的工资数额，应能大致推知同一地区其他*府机关职员的收入状况。
讨论收入多少不能不谈物价。从经济学立场看，这里包含所谓“收入效应”（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