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周末特辑B版为大家带来的是：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之“改创型”图稿的地图要素分析。
本文原载于《国际汉学》年第4期，摘要及注释从略，引用须参考原文。
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之“改创型”图稿的地图要素分析
林宏
一、前人对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地图要素的分析在地图学史的研究中，经过耐心读图、细致观察、系统梳理，对地图本身各种地图要素展开分析是极其关键的步骤，越过此步骤，则地图的特性、结构便无法被充分认识。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Ruggieri，—）于年抵达中国澳门，后经反复努力立足内地，年底返欧，年去世。他在16世纪、17世纪之交尝试绘制出西方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虽未最终出版，但其费尽心力且极具开创性的作品却是中西制图史、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环节。罗明坚图稿经数百年尘封，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于罗马国家档案馆被重新发现，经罗·萨多（EugenioLoSardo）等人整理编排，于年影印出版。图稿被发现后，中外学者从各角度做出重要研究，其中关于图稿本身地图要素的研究可归纳如下：
1.绘图风格、笔迹、完成度罗·萨多指出T5、T11、T17等三图风格自成一体，可作为判断其绘制年代较早的旁证。宋黎明比较三幅福建图，称T23笔迹与罗明坚不同（原文误写作“T21”），且手法专业，很可能出自合作者马泰奥·内罗尼（MatteoNeroni，约—）之手；三幅南直隶图中，T65、T68当为罗明坚所绘，T63笔迹不同，类似笔迹见于T39与T77，猜测作者或为罗明坚的中国助手。陈宗仁比较四幅福建图，称T17、T19、T21为草图，T23为完成图。
2.方格网罗·萨多推测制图方法，第一步是在白纸上布设网格以便绘图展点。汪前进破解了罗明坚制图所据中文原始资料问题，指出《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万历十四年宝善堂刊本，下文简称“《官制》”）才是其所据中文原本。罗马藏图稿中附有《官制》“辽东边图”散页原件，绘有方格网，伴有红色手写纬度数字，汪前进推断网格为罗明坚添画，指出罗明坚图稿中部分图幅也绘有类似网格。龚缨晏指出“辽东边图”上添加红格子是便于转摹地图。
3.比例尺罗·萨多对图稿上绘出的比例尺进行量算。
4.经纬度数字罗·萨多比较部分图稿上的少量经纬度标注，以此推论制作年代。指出总图上的北京纬度符合耶稣会入华初期认知，T5、T11、T17上标注的经度数据远较实际偏大，更符合托勒密地图上的方位认定，不符合月食实测所得数据，推测三图年代较早，T25、T34的西安、杭州经度数则展现新知，作图时间较晚。
5.省界轮廓陈宗仁指出福建图中T17的西部省界与其余三幅不同，推断先后顺序，T17为最初图稿，或出自他人，罗明坚重新修改底图，逐步改进，最终制成T23“完成图”。
6.城址符号陈宗仁指出T17等三幅福建草图上绘有府、州、县、卫、所五种*区符号，“完成图”T23则只有三种（县、卫、所相同）。
7.分省图说特征罗·萨多指出T11背面T12广东省图说中记有耶稣会韶州寓所，不可能早于年，与前述对T11绘制年代的判断矛盾，复做假设称可能是罗明坚返欧后添写的图说。宋黎明分析T14、T16广东图说，前者未记寓所，后者则在肇庆、韶州二府注明寓所，推测前者绘于年设肇庆寓所前，后者绘于年设韶州寓所后。T6、T12、T18三图说标题格式、墨色、笔迹近似，与其余手稿差异很大，创作年代当不同。宋黎明另文指出T16、T75两图说格式类似，T75署“”，推测T16也作于此年；T9、T10图说为意大利文，与其他拉丁文图说不同，且文末提及罗明坚年后致总会长的报告，故两页图说也作于此年后。
8.*区统计数字毕戴克（LucianoPetech）分析部分图稿列出的*区统计数字，试图据之推测制图所据中文原始资料。
9.中文注记罗·萨多指出罗明坚绘图时得到中国助手协助，几幅双语地图上的中文应是此人书写。
二、罗明坚图稿的三种类型及本文的研究范围与路径笔者在逐一识读现存31幅罗明坚分省图稿中累计数千个地名基础上，建立起地名数据库，将图稿地名同制图所据《官制》分省图、正文地名做比对、论证，发现可将现存罗明坚图稿归纳为三种类型：抄摹型、过渡型、改创型。
各直省“抄摹型”图稿在年前应已绘成，但多数佚失，仅存两幅：T63、T77。此类图稿的最主要特征是：山川、河流绘法摹自《官制》原图，各级地名方位也全部得自原图，笔迹较为特殊。
现存绝大多数图稿属“改创型”，最主要特征是：山河绘法仍基本摹自《官制》原图，但除府城方位等同原图外，府下*区据《官制》正文所记同府城间方位、里距构成的极坐标系位置关系重新布点。因《官制》舆图、正文间府下*区相对地理方位信息存在极大差别，导致大多数“改创型”图稿府下*区方位与《官制》原图不同。此类图稿制作年代不早于年。
另有三幅属于“过渡型”，图上同时存在符合“抄摹型”与“改创型”两种布点原则的府下*区注记，生动展现制图方法的前后转换。又可归为两种，其一为T4、T39，底层为早期“抄摹型”图稿原图，后期据《官制》正文进行“改创型”添绘。其二为T68，底层府下*区方位虽符合“抄摹型”特征，但字迹、符号同“抄摹型”原图不同，应是对“抄摹型”T63的转摹，初绘晚于年，上层则是符合“改创型”特征的全面添改。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研究对象主要限定于数量上占现存图稿绝大多数的“改创型”分省图稿，但不包括仅绘制海南岛至珠江口之广东省局部的T5图。本文也将属“过渡型”的T68南直隶图纳入研究范围，因此图初绘时间较晚，且经过完整“改创型”添绘。但不涉及另两幅“过渡型”图稿T4、T39，因两图“改创型”添绘杂乱，颇具实验性与草创性。本文讨论图稿共计25幅，下文计算比例时以此总数为准。
尽管同属一类，“改创型”图稿却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本文通过细读图稿，比较异同，寻找出“改创型”图稿的各种地图要素特征项，逐项分类解析，辨析哪些特征项在阐释图稿结构与制作过程的问题上具有突出作用，从而为重新做出同制图过程相关的类型归纳提供分析基础。
前人研究探讨过不少图稿地图要素问题，但多基于对个别图幅的观察，缺乏图幅间横向比对，本文展开通盘分析，有助于研究的深化。本文仅讨论具有差异性的地图要素，至于各图皆有，且形制统一的要素则略去不论，如比例尺等。本文选取的地图要素特征项共计16种。
三、地图要素特征项分类及图幅间的差异与关联（一）数学要素A：方格网
A1：深色边长35mm或略短的小方格网
“改创型”图稿中，有的方格网用红线绘制，有的用墨线，作用是辅助从《官制》原图、“抄摹型”或制作较早的“改创型”图稿上转绘图形。方格网虽然形似中文舆图中的计里画方网格，但是由于罗明坚重新设定了各图比例尺，因此网格并无量算功能。
共计10幅图稿绘有小方网格，格数横纵均为14×11，其中7幅每格边长约35mm，应是标准格式。另3幅边长略小，T34、T53约为32mm，T69约为31mm。
A2：淡色小方格网
共计9幅图稿，有些需仔细辨识，其中多数与前一类的标准格式相同。精细的T23福建图几达可出版水准，也隐约可见极淡的方格网，格数相同，边长较小，约30mm。
A3：淡色大方格网
仅T11，边长约mm。脱离小方格网约束后，此图省界、河流、岸线等图形均发生极大改变。
A4：无方格网
5幅图稿难觅方格网痕迹。其中T33、T50完成度很低，另三幅为T13、T21、T47，河流图形均同《官制》原图很相似，不排除图上曾绘有方格网而后被擦拭。
B：经纬度标记
B1：有完整经纬度标尺
2幅图稿绘有完整经纬度标尺，即T11、T17这两幅呈独特风格的图稿。T11广东图纬度自18°至29°，经度自°至°，广州约当23.5°，右侧纬度尺相应位置有一短横标注广州方位。T17福建图纬度自22°至32°，经度自°至°，福州约当27°。
需指出，罗明坚主要通过改绘中文原图创作图稿，并不依据经纬度定位，故标写经纬度并非制图必要步骤，仅为“注释”乃至“修饰”。南方省份纬度有早期航海者及耶稣会士部分实测为据，不致离谱，而经度方面，罗明坚、利玛窦在粤零星实测所得与旧知识迥异的数据尚不能使欧洲读图者信服，故添注之经度有时采用当时欧洲关于中国经度方位的较流行数据也情有可原。罗·萨多据经度数值推测个别图稿绘制年代的思路难以成立。
且T11、T17两图也互有矛盾，T11广东东端潮州府延伸至°，而T17上福建南端漳州府却仅°。据两图所绘比例尺，T11省境东西宽度约意大利里，占16经度，折合每经度间距34.25意大利里，T17东西宽度约意大利里，占13经度，折合每经度间距30.69意大利里。将地球形状造成随纬度增加经度间距递减的因素考虑进去，经具体计算后，也不吻合，也可证二图经度数字只是示意性质。
B2：标写纬度标尺
2幅属此类。T13右侧以等间距数字标写纬度，从18至28，相较于T11，广东省北端抬高，广州纬度约23°，较T11低。
T25浙江图左侧边缘标写数字，有涂改，原标28至31大致等距，但后将28涂抹，29改至低处，温州即位于修改后的29处，可能依据航海图或报告中记录的温州度数（传教士尚未造访浙南）。杭州府位于修改前30°，此图浙江省纵向仅占三个半纬度，修改后更小，前述T17福建图占据11个纬度、T11广东图占据12个纬度，今测浙江、福建、广东（包括海南）纬度跨度约为4、4.5、7.5，T25的估算更加准确。此外，T25上缘有数字“”，对应杭州经度，也远较T11、T17近实。
B3：标出个别经纬度数字
3幅图稿边缘标有个别数字。T23标记福州府经纬度“”“26”。T34标记西安府经纬度“”“36”。T47标记云南府纬度“25”，右下角另有“18i”注记，似指省境南端约当18°。
B4：无经纬度标注
除上述6幅外，现存图稿中无其他包含经纬度标注者。可能是因当时传教士游踪有限，并无多少实测数据，远不足以在图稿上做充分标注。
C：图幅边缘的方位标识
C1：标注南北方位
仅T11标南北方位，上缘中央注“SEPTENTRIO”即北方，下缘注“AVSTER”即南方。
C2：标注八个方位
T47、T53标注四正四隅八个方位，如T53上的“Orientermezzogiorno”即东南方。
C3：没有方位标识
绝大多数图幅上并无方位标识。
（二）地理要素D：所标府州县*区的完整度
D1：标注基本完整
多数现存图稿都将府州县基本完整地标出。
D2：标注不够完整
共计5幅。其中T34陕西图缺少汉中府大部分州县。T59河南图缺少南阳府半数以上州县。上述两府位于各自省份南端，推测逐府标注州县的工作几近完成时被某种原因打断。
T33、T50上绘制小部分北直隶州县，还绘出部分外省接邻州县。相较于标注完整的北直隶图T29、T31，此二图没有方格网辅助定位，除所绘少数城址符号外，所剩空白显然不足以放置其余数倍州县，故应非完整分省图的未完成稿，而是某种示意性质的草图。其中T33顺德府、广平府符号各有两个，相应绘有内外两条表示省界的虚线，应是表达绘图过程中省界相对于《官制》原图作出东移，T31上也可明确看到类似改绘（详下文）。
T19福建图性质与上两图迥异，绘有属A2类的方格网，并有完整省界、海岸及河流，标注福州、泉州、兴化三府较完整*区，漳州、延平、建宁三府则仅绘府城及各一县城，并绘福宁直隶州城，另二府完全未绘。这幅未完成的作品可展现图稿的一般绘制过程：先描绘省界轮廓，其次绘制河网，再次填注*区。
E：卫所绘制
E1：较完整地绘出
“改创型”图稿据《官制》正文记载各卫所相对于所属府州的方位里距添加卫所符号及注记，17幅图稿中的卫所绘制相对完整。设置于府州县城内的同名卫所通常仅绘符号，不再注名，有独立城址的卫所兼有注名或不注名的情况。T68较特别，不少设卫城址边记“guei”即卫。
E2：绘制不完整
5幅属此类，仅绘少量卫所。
E3：未绘
T33、T50两幅示意性图稿属此类。
F：相较于《官制》原图的省界及岸线轮廓改绘
F1：总体轮廓有较明显变
5幅图稿省界、岸线轮廓较《官制》原图发生显著变动，数量不多，但牵涉诸多问题。
总体轮廓最显著变动的是T11、T13广东图与T17福建图。以T11为例，相较于《官制》原图曲折复杂的内陆省界走向，T11改绘的省界平直、简化，且省域整体形态南北拉伸，臃肿许多。省界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根据《官制》正文进行的“改创型”布点引发的。西北部灵山、开建、连山、阳山诸县据《官制》正文向北挪移，省界也随之膨胀。省境东端饶平县大幅东移也造成省界东拓。海岸线轮廓变化的原因也是“改创型”定点。东南端潮州府岸线大幅南伸，是因《官制》正文记潮阳县、惠来县在府南里、里，T11照此绘制，又在府城与两县间补充其余多县，制造了这个拥挤的“半岛”，而《官制》原图*区定点全然不同，岸线平缓。广州府东南方，将东莞、顺德两县绘在两个岛屿上，其中东莞符合《官制》正文所记府城东南里的方位，顺德《官制》记作西80里，与绘图不符，可能得自入华西人对珠江河口的地理认知。《官制》原图东莞、顺德均在陆地上，差别很大。
T13总体轮廓接近臃肿的T11，图上有深、浅两层笔迹，浅色的底层标绘河流、岸线及多数府州县，城市符号、山丘样式、线条笔触等均同T11接近，但河流绘法更接近《官制》原图，未作轻率改绘，再结合城址符号体例分析（详H小节），可推测T13先绘，T11为T13的改绘稿。
T31北直隶图也有重大轮廓变化，可同另一幅北直隶图T29参看。两图间最主要差异是对西境界线的绘法，聚焦此局部，两图有走向同《官制》原图基本一致的原初省界（图中以虚线表示），但又均对省界做出修改（以实线表示）。T29省界略西扩，是因“改创型”真定府属县西移造成，但幅度不大，故T29归于下述F2类。T31的省界移动方向恰相反，且幅度极大，是由保定、真定、顺德三府地域的整体东移造成的。首先，三府城东移，相较于《官制》原图上的方位显著改动。随后，三府所辖州县也因“改创型”布点规则而接踵东移，导致三府*区板块式东移，而原初省界东侧留下大片空白。现存图稿中府城方位不依《官制》原图而大幅调整是非常罕见的，故T31与众不同（此图*区符号也很独特）。
《官制》“陕西舆图”绘制明代陕西布*司所辖州县卫所及陕西行都司所辖实土卫所，横向绵延，占据原书四叶，可分作东、西两半幅，分幅处约在临洮府中部一线，府城在东半幅，所辖河州在西半幅，陕西行都司辖境则全在西半幅。现存图稿中的陕西图为T34、T35，两图所绘山川均仅相当于《官制》东半幅，T35为简洁草图，T34内容甚丰。《官制》东半幅原图上部有条黑色蜿蜒曲线，即陕西布*司北界，亦即明朝北疆，大致走向与长城吻合，但未绘长城。T34也相应有一条虚线对应此段布*司北界，走向基本等同原图实线，然图幅西北侧一条山脉的绘法造成界线含义的转变。
在陕西、宁夏一带，《官制》原图及T34均有一片由*河河道及省界环绕的狭长沿边境土，实际上主要由宁夏卫占据。《官制》图上有“宁夏”注记，“平虏”指平虏所，“省*”为山名。《官制》图北界有大段由连绵山脉构成，据注记即贺兰山。T34上显著讹变，同样绘有斜长山脉，但位置向西北挪移，省（国）界全在山脉东南，此山已属境外。注记方位同样改变，宁夏卫标作“Ninhhia”，位于*河东南岸，较原图东移，是因“改创型”注记据《官制》正文“南至庆阳府界三百六十里”定点（且误解为“南至庆阳府里”）。《官制》又记宁夏卫“西至贺兰山一百里”“北至西瓜山二百九十里”，T34可在相应方位上找到“Chalanscian”“Sicuascian”注记，“改创型”注记中“贺兰山”相应移到*河东南，《官制》原图标写“賀蘭”处被误译作“CacuonPorta”，是误“蘭”为“關”，错读为“贺关”，并煞有介事地平添象形关口图形。T34外移后的大山脉标作“M.Pincu”“M.Senguei”，来自原图“平虏”及“省*”之名。原图“宁夏”注记相应位置有“Ninhhiaciun”注记，非对译宁夏卫，而是宁夏中卫，《官制》记宁夏中卫“东至宁夏大坝二百一十里”，故据“Ninhhia”方位置此处，而《官制》原图“中卫”原在西偏南很远处。
另需指出，T34的省界走向虽然大体与原图类似，但“改创型”*区标注却多不受此界约束，仅凭《官制》正文标注在省界外，如前述宁夏卫（Ninhhia）便是。又如陕西东侧本以*河与山西为界，不相侵越，可T34图上西安府却有华州等1州6县逾越*河，定于东岸。可知T34虽然不改界线、河道等轮廓，但“改创型”*区布点大量越界的情形已事实上改变省境轮廓。
F2：总体上类似《官制》原图，但有局部小幅变化
此类共13幅。小幅变化主要因“改创型”*区定点造成。
F3：基本沿用《官制》原图，轮廓未改
此类共4幅。处理“改创型”定点越出原图省界问题时严格以省界、岸线为限，边缘*区方位可能因此与《官制》正文不合。F2、F3两类图稿占现存近七成，故图稿以诸省轮廓接近《官制》原图者为多数。
F4：仅绘少数省界或未绘
关于T33与T50的示意图性质前文已有所分析，T33有局部省界，T50完全未绘。T47为现存唯一云南图稿，河湖、*区完整，却完全未绘省界，比较《官制》原图，曲靖*民府东侧、大理府西北侧等处州县都有越出原图省界方位的情形。
（三）辅助要素甲.符号
G：府城符号边的序号
G1：有符合《官制》正文府名排序的数字
部分图稿在府城符号边增加序号（直隶州无序号），数字符合各府在《官制》正文的条目排序，也符合图稿内标准化图说中各府前序号。14幅图稿标有此类数字。
府城序号不一定在绘制符号时就已添加，T47可证。图上云南各府符号包括前后两种样式，一是初绘时的立体三城垛符号，一是后期添改的平面五城垛符号（参见第H小节），细查可知，初绘时在鹤庆、丽江二府间（照《官制》顺序）遗漏武定、寻甸二府，在丽江、蒙化二府间遗漏元江一府，遗漏者后以平面符号补出，但鹤庆、武定、寻甸、丽江、元江、蒙化六府序号却是14至19依次排列，可知序号为后加。
G2：没有数字
从制图过程考量，序号并非必不可少，故近半图稿中未标。
H：符号体系
由于成图过程复杂，不同阶段所用符号体系屡变，故现存图稿符号绘法多样，且涂改情形比比皆是，往往根据后设规则添写符号（有时伴随地名方位调整或补充），乃至覆盖、改绘原有符号，为图稿增添复杂性。识读每幅图稿（大多包括不同层次）的符号体系后，可将之归为4大类、9小类：
（1）府城符号上的城垛或尖顶数量为3个
H1：简绘平面城楼符号，府、州、县分别为带门洞方块加3、2、1城垛，卫、所符号不统一，时为无城垛方块，时为带圆心小圈，有时两种混用。
共计6幅图稿。其中T57、T73初绘时府城用H3型，州县城则用H1，T57后期又据H6标准全面添改，T73则无添改。T29的H1型符号在后期据H6标准添改。
H2：精致平面城楼符号，府、州、县城分别呈3、2、1尖顶，卫所呈1尖顶，偏小。
出现在T21、T23两幅福建图。T23完成度最高，T21为其稿本，也较精致。T21可见后期据H6标准的全面添改，T23可能因“成品”性质、且有T21可做“替身”而避免修改。
H3：立体城楼符号，府、州、县城分别为3、2、1城垛，卫所无城垛，偏小。
共计5幅图稿。其中T57、T73仅府城属此类。T53的府、州、县及大多数卫所采用此类，但羁縻*区则绘作下述H9型生动城堡状，T47的府城全属此类，有时立面上添加点阵或横线纹饰，州、县城则仅少数以此类符号绘出。T53、T47、T43均有后期据H6标准的添改，其中前两幅添改完整，T47补出原本漏绘州县，T43则仅添改部分府州。
H4：府城为精致立体城楼符号，3尖顶，其他城市为普通立体城楼符号，州、县、卫分别有3、2、1城垛，所城无城垛。
仅T59属此类，此图绘制较精，无后期添改。
（2）府城符号上的城垛数量为4个
H5：立体城楼符号，府、州、县、卫城分别为4、3、2、1城垛，府城立面有横向纹饰，所城无城垛，卫、所符号较小。
共计4幅图稿，但均在后期添加H6符号。需注意T34、T69两幅后期添加中文的图幅原初均用此类符号绘制，T34上H6添加很少，仅补缺漏州县，T69上几乎在所有符号上覆盖H6添改。
（3）府城符号上的城垛数量为5个
H6：简绘平面城楼符号，府、州、县、卫、所分别为5、4、3、2、1城垛加带门洞方块符号。
此类符号体系使得五种层级城址区分明确，且规制整齐。卫、所城分别有各自独立位阶，可避免H1中卫所符号紊乱、H2与H3中县城与卫所易混淆的弊病，较H4简明，相较于H5，带城垛的所城符号更易识别。严整的符号体系应是漫长制图过程中较晚阶段才形成并确立的。现存共计16幅绘有H6型符号，其中6幅完全为此类，其他10幅则在初绘的其他类型符号上添改，是此类符号确立较晚的明证。6幅完全采用此类符号的图幅应是较晚时间绘制的。
需注意，后期据H6标准更新符号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直接在原符号上增加城垛，达到标准化目的。另一种则在符号标准化同时更改城址定点，是因罗明坚复查制图原始资料，对《官制》原图府城方位、《官制》正文所记州县至府城方位里距重做核实，发现早期图稿数据不符者，便在符号标准化同时进一步修改城址方位。
以T21福建图为例，初绘采用H2型符号，后期据H6标准添改时布点改动很大。绝大多数府城沿用H2方位，直接改作新符号，但依据对《官制》正文的重新核实，部分属县有较大幅移动，并重新添绘H6型符号，原有H2符号下的注记则有被涂抹痕迹。汀州府情况较特殊，由于初绘时府城误置于离《官制》原图较远位置上，后期将H6型符号重置于接近原图方位，于是各属县也大多随之移动，根据极坐标关系重新布点，唯归化县可能因与新旧府城间距相当而未做移动。
后期用H6符号标准化时还据《官制》正文对原图内容做添补，如T31北直隶图补出万全都司，增绘许多实土卫所，T47云南图补出大量州县及羁縻*区等。
H7：略有立体感的简绘城楼符号，符号绘得较大，各级符号规制同H6。
此类符号出现于T13、T17，如前所述，两图绘制风格与众不同，笔触写意，图上符号也是如此，虽等级规制悉照H6，但符号面积大，门洞处略有立体感。据整齐的符号规制可知两图绘制时间也应较晚，当在H6型标准确立之后。陈宗仁曾认为T17在四幅福建图中绘制最早，此说可做更正，T17应为最晚绘制者。
H8：精细简笔城楼符号，城垛与城墙线条相连，底部有阴影，府、州、县城分别绘作5、4、3城垛，卫城多数用带圆心小圈表示，另有极个别绘成2城垛符号，所城以带中心点的三角形表示，似无1城垛符号表示所城。
此类符号仅用于T31北直隶图。此图多数卫城符号接近早期图幅，府州县及少数卫城城垛数量又符合H6标准，另有自身特色（所城符号），可能是在H6标准设立的过渡期绘制的。此图H8型符号绘制的*区缺漏较多，顺天、永平、保定三府较完整，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府仅绘少部分属州、县，绘制完整的三府在《官制》正文中排序前三，可见制图时府下*区是依据源自《官制》的数据逐府填绘的。图上还有大量H6型符号用于增补河间等府漏绘*区，又补出万全都司所辖诸多卫所。
（4）符号特殊的贵州图
H9：贵州图上生动的羁縻*区及实土卫所城堡图案。
此类仅见于T53贵州图。图上府、州、县及绝大多数卫所城均用H3符号绘制，并有H6符号的后期修改，但许多长官司、*民指挥使司等羁縻*区及清浪卫采用形象的城堡符号，塔楼高耸，壁垒坚固。罗明坚并未亲历贵州，独在此图上绘制特殊符号的原因待考。
综上，各图稿上的符号系统及其添改痕迹可为还原罗明坚制图过程提供重要线索。
I：山丘形态
I1：山丘独立，一侧绘有横向立体纹路。共3幅。
I2：山丘独立，绘有斜向立体纹路。共4幅。
I3：山丘独立，两侧绘有横向纹路。共3幅。
I4：山丘独立，杂乱的阴影纹路。只有T57广西图。
I5：山丘独立，线条杂乱潦草。共4幅。其中T65山形兼有I3、I5形态。
I6：群山连绵成片，绘制精致，有立体阴影。仅出现于完成度最高的T23中（参见O4小节）。
I7：没有绘制山丘。10幅图稿属此类。
乙.文字
J：地图背后的图说
J1：写有标准化图说
图稿中地图与地理图说密切结合，不少地图稿背后写有图说。图说可据样式标准与否再做区分。绝大多数图说节译自《官制》正文，标准化图说具备如下特点：字体清晰、整洁，墨色深，按府做州、县、卫、所分类记述，府数完整，府名前有序号，里距统一换算成意大利里，记作“m.数字”格式。共计7幅地图背后的图说完全符合标准，另有2幅图说仅略有差别。
现存少数图稿透露了地图与图说的先后关系。因府县众多，图说篇幅特长，从T69湖广图背面的T70开始延续至T72，共计三页，图说始于T69背面，说明绘图在先，图说抄附在后。T66、T67上的南直隶图说，写于T65、T68两幅南直隶图背面，可断定两幅地图绘制在先，后将图说抄写在背后。笔者另文指出，在进行“改创型”图稿*区布点时，罗明坚手边应当已有据《官制》译成的图说，才能展开绘图，上述标准化图说应是后期添写的誊抄版。
两幅略有差别者，一是T31北直隶图背后的T32图说，格式类似标准化图说，但顺天府尚未抄完便中止。一是T13广东图背后的T14图说，所载里距中同时包括《官制》原文里数及折算后的意大利里数，写作“数字li.m.数字”。此外只计各府卫所总数，而无名目，类似下述J2类。T14不完整，记至肇庆府便中止。T14可能是标准化图说成型过程中的早期版本。
J2：写有潦草淡墨简化图说
另有3种地图稿背面写有样式明显不同的图说，分别是T11背后的T12、T17背后的T18、T28背后的T27。墨色淡，字体较草，府名无序号，卫所仅记数字而无名目，里距格式记作“数字.m.”，与标准化格式不同，此外，专绘海南岛至珠江口的T5图背后的T6为海南岛图说，格式同上述三图一致。T6、T12、T18分别有标题“TABVLAPRIMAINSULAHAINAN”（第一图海南岛）、“TABVLAPRIMASECVNDAPROVINTIAQVANTVM”（第二图广东省）、“TABVLATERTIAprovintiaFuchien”（第三图福建省），三者背面的T5、T11、T17三地图风格也自成一体，从笔触上看，此三图及图说应是同一时期作品，制作时间应早于大量标准化图说的抄写时间。T27浙江图说并无与上述三幅图说一样的标题，可能是早期图说的一个抄本，背后的T28浙江图风格、样式与上述三图差别很大，T27、T28应是不同时期分别绘在纸张两面的。既然存在T27图说，似可说明也曾存在同T11等图风格一致的浙江图，但已佚失。
J3：无图说
13幅图稿背后未附图说，其中多数背后基本空白，或仅有省名等少数词汇。完成度最高的T23福建图背后即是空白。另有4幅图绘于两张稿纸正反面，T34陕西图背后是T33不完整的北直隶图，T49四川图背后是T50不完整的北直隶图。T33、T50仅是示意性图稿，故其背面用来绘制他省之图。
K：分类*区统计表
K1：有五级*区统计表
现存“抄摹型”图稿及T4、T39两幅“过渡型”图稿的底层在角落处均有府、州、县、卫、所五级*区总数统计表，但表中数字与《官制》正文及舆图所示*区数均不合，可能得自辗转抄录的《广舆图》初版*区数。“改创型”图稿中*区统计表虽非必要元素，但也时而出现。3幅图稿中有五级统计表，其中T13广东图之数据与“抄摹型”T4广东图完全一致。
K2：有三级*区统计表
3幅图稿*区统计表仅有府、州、县三级的数据。
K3：没有统计表
其余多数图稿无统计表。
L：图上添写的中文
L1：并无中文添写
绝大多数图幅均无中文。
L2：添写大量汉字
3幅图稿添写大量汉字，罗·萨多推测应是罗明坚带回欧洲的中国助手所写。T34陕西图与T49四川图布满中文，抄写者将《官制》舆图上所有汉字（包括*区、小地名、河湖、山岭等）照数转录到图稿上，位置大致相仿，可能借助方格网定位，又有所微调（详见下文）。T69湖广图则只有东北部分抄有汉字。汉字工整隽秀，但难免误抄，如T34上“宝鷄”误作“至奚”、“郿”误作“邵”，“平凉”误作“平京”等。另有错置之误，西安府泾阳县注记抄录时被分隔开来，“泾”字同山丘名“高岭”连缀，“阳”字则独处西南。
关于抄写的中文同图上西文地名注记间的关系，可做如下判断：
第一，中、西文*区名除府城外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文抄写承袭《官制》原图，除府城名用方框突显外，其余地名未加符号区分，因此州县卫所名混杂于其他类型地名间。州县地名在抄写时沿用《官制》原图方位，同按照《官制》正文重新布点的“改创型”西文州县符号及注记方位自然不能吻合，中、西文同城注记时常遥相分离。
另一方面，中文抄写存在误抄、漏抄的情形，西文注记却通常并未受其影响。如T34“宝鷄”误抄作“至奚”，但西文地名准确拼作“pauchi”，此类情形不胜枚举。偶尔也存在中、西文错误相通的情形，如T34“平凉”中文误抄做“平京”，西文府名作“Pinchin”，似可对应，但此类情况鲜少，应是在据《官制》原图抄写中文、据《官制》正文转译西文地名这两个独立程序中分别误读原文，恰又偶合而成。中文漏抄的原因有二，一是《官制》原图本有漏抄，如T34上中文无“邠州”，西文却有“fen”，二是《官制》原图本即未标，如四川省南江县，设置于正德十一年，《官制》图承袭“嘉靖形态”《广舆图》未标，T49上亦无此中文地名，却有“nanchian”之西文注记，这是依据*区断限更晚的《官制》正文补出的。此外《官制》原图与中文抄写未标各府附郭县，西文注记均补出。
T49图幅东南方四川省界外，中文抄写包括大量湖广省地名，明显多过《官制》四川图上标出的邻省地名，这应是抄写者从湖广图上转抄而来，但因无法借助网格定位，转录的湖广省府县名位置显然不准。T49西文注记中则全无这些湖广地名对译。
综上，除府城方位相合外，其余中西文*区地名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中文抄写并非西文转译的基础工作。
第二，中文抄写时间应在西文注记填写之后。
T69湖广图最可说明此问题。图上西文注记齐全，中文抄写却只集中于东北部。中文抄写应是在西文注记全部填完后方才展开的，最生动的例子是中文武昌县注记东南方写有短横加竖线，核查《官制》舆图此处有“興國”，上述笔画正是“興”字起笔，可证中文抄写实属“进行时”。另可注意T69上中文填注顺序基于注记大致方位随手添写，而不按照府别，如武昌府之兴国等名尚未填完，却已写有岳州府平江，这种随意性应是由于《官制》舆图本身未绘府界造成的。
第三，部分中文注记方位被迫微调。
中文抄写晚于西文注记的一个明显后果是部分中文注记被迫略做位移。抄写者小心翼翼地将汉字填写在西文符号、注记、图案留白处，不致叠压，这造成中文注记定位准确性下降。最明显的是各府城方位。由于“改创型”图稿沿用《官制》原图府城方位，已先期将府城符号绘于《官制》原图相应位置上，后加的中文加框府名只能写在西文符号偏侧，且因西文符号占地较大，中文府名相对《官制》原图注记不得不做微调，如T34延安府注记被迫改于河道东岸。仅有特例是T49上的成都府与叙州府，中文府名注记（包括紧邻成都的郫县、温县）被单独写在小纸片上，粘贴覆盖于西文府城符号之上，可能是因此二府原址周围已布满西文，无处添写而不得已为之。
总之，3幅图稿上大量添加的中文注记抄写晚于西文符号、注记的绘制时间，大多数中、西文注记不存在对应关系，中文注记并非制图过程的必要步骤，似乎只是迎合某种审美需求的修饰之举。
还可注意T34上的一条中文注记，汉中府城南有“拜将坛，即高拜韩信处”。此注记不见于《官制》原图，抄写者应是据其他舆图材料添加。在两幅晚明读史大地图的相同方位上可找到相似注记，万历三十一年（）梁辀刻印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崇祯十七年（）由曹君义刊印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上均有“拜将坛，即高祖拜韩信处”，但两图均晚于罗明坚返欧年代。因此，罗明坚中国助手在T34上添加中文注记时，应是参考某幅今日学者未知、已写有“拜将坛”信息的中文读史地图。
M：图上的小地名
M1：来自《官制》原图的小地名
除了府、州、县、卫、所及其他可据《官制》正文定点的羁縻*区或*事据点（如T29北直隶图上标出的沿边诸堡）外，部分图幅另可见一些《官制》正文未载的小地名。其中有4幅图稿上的小地名可追溯至《官制》原图。
T65、T68两幅南直隶图上就有此类小地名，可以淮安府近海区域为例。T65是在T68基础上摹绘的，故需先说明T68的情况。“过渡型”T68图上主要包括三类地名：一是山丘名，二是小方块加竖线或十字标注的“抄摹型”地名，三是粗黑线条绘出符号的“改创型”州县地名，前两种位于图幅底层，第三种则是后期添加。比较《官制》原图，山名方位一致，因原图绘有山丘符号，袭之不变。多数州县方位做“改创型”移动。
除少数被叠压者外，多数底层“抄摹型”地名历历可见，若同《官制》原图对比，它们中大部分均可找到对应。其中有一些对应《官制》原图县名，如“cinho”对应“清河”、“poiceu”对应“邳州”、“siocin”对应“宿迁”、“cancien”对应“赣于”（可能误读为“赣千”）。另有少数地名发生讹变，如“haihhien”实则源自对原图“海”（海州）注记的“创造性误解”，由于原图未写明层级，“抄摹型”注记误州为县。“liecin”源自原图“郯城”注记，可能误读作“列城”，郯城属山东，《广舆图》上是作为邻省之县标出的，《广舆图》省界在郯城县南有一弯曲，后转东北向，经南直隶羽山北、赣榆县北，再转东向接海岸，《官制》图上沂河以东省界绘制不完整，位于羽山西南方的郯城因而看似就在南直隶境内，T68将此地名译写，省界绘法又似《官制》原图而稍短，因此“liecin”也似位于境内。
除上述源自《官制》原图州县名的注记外，T68底层另有一些“抄摹型”注记来自《官制》原图本有小地名，如“cūlien”对应原图“营联”（误读为“宫联”），“luhhien”则源自对原图“路”的创造性误解，误认为是县城。“posciui”则源自对原图河流名注记“沭水”的曲解，T68转摹时将东南流的沭水误绘作由山东省南来之沂河的分流，又将河名误解为地名（更早的T63也有类似错误）。另需指出，T68还有一些底层地名无法在《官制》原图找到出处，如图15中的“iaiiu”“cuoyo”，来源有待进一步追寻。
T68是现存唯一一幅较晚始绘的“过渡型”图稿，若仅观此图，将图上第二类符号注记当作“抄摹型”注记的“残余”未尝不可，然而，在更晚绘制的“改创型”图稿T65上却仍可见不少《官制》正文未记地名的对译，比较可知这些地名正是抄自T68第二类注记，方位相符，拼写也基本一致，唯一显著差别是T68的“luhhien”，T65改作“lu”，可能因查无此“县”而改，但“haihhien”则未改。可注意T65将北侧省界跨沂河东伸很长一段，应是注意到早期图稿省界不完整而做添绘，则正式坐实了将“liecin”（郯城）纳为南直隶小地名的错误。T65上地名符号绘法有两个层次，初绘时为H3型，后期又据H6型标准添改，上述这些袭自T68的小地名均用平面简绘三城垛城墙符号绘出，等同H6型的县城符号，可知这些小地名的转绘应当不早于T65上进行H6型符号标准化的时间，而符号层级的错误选择又造成更多混乱。
另在T21、T23两幅高度关联的福建图上也可见此类小地名。福州府镇东卫西南侧海岸边有“tacin”的注记，无法对应于《官制》正文中的州县或卫所，查核《官制》原图在相同位置有“大今”注记，应即T21、T23上此地名所本，T23的“tacin”采用类似此图卫所的符号标记，T21初绘符号亦同，后期H6型改绘则采用所城符号标注。“tacin”注记虽属个例，但却说明两图绘制时很可能参考过某种今已不存、但将《官制》原图小地名全数转译的图稿，或许是类似T63那样的“抄摹型”图稿、或许是类似T68那样的“过渡型”图稿。
M2：少数非来自《官制》原图的小地名
个别图幅还有一些未见于《官制》原图的小地名，如前述T68的“iaiiu”“cuoyo”，T65也有“iaiiu”，并误注以县城符号。T11、T13两幅广东图上也有此类小地名。前文已判断T13绘制更早，韶州、南雄、广州等府均有此类地名，如韶州府东侧的“iamium”、西南侧的“cinchi”，皆注以内有圆圈的小方块符号，此符号同T13上H1型各级符号均不同。T11上在韶州府城东北近处也可见“iamiuon”、西南较远处可见“cuici”，拼写略不同，符号则采用带圆心的小圆圈，亦不同于H7型各级*区符号。此类小地名来源有待查考。
M3：没有《官制》正文未记载的小地名
绝大多数现存图稿上（19幅）并无上述两类小地名，所有地名均可在《官制》正文找到出处。
丙.标题
N：图幅标题格式
（1）省名拼写+“省”之通名
N1：T11广东图，“PROVINCIALQVANTVM”。
N2：T13广东图，“Prov.quamtum”，字体略草。
N3：T15广东图，“QuamTumP.”，字体略草。
N4：T17福建图，“FOCHIENPROVINTIATERTIA”（第三福建省），唯此图图名有序号，同其背面T18图说标题相应。
（2）仅有省名
N5：手写体的省名拼音。9种图稿，多数全部大写，唯T49首字母大写。
N6：模仿印刷体的省名。6种图稿，全部大写，字体模仿印刷体，多数居中紧凑书写，唯完成度最高的T23图名字母间隔较大，横贯图幅上缘中部。
（3）无标题
N7：无标题。共计5种图稿。
丁.完成度
O：图稿完成度
O1：基本没有涂改痕迹的草图
共计5种图稿。
O2：有添写、涂改痕迹的草图，有时添改笔迹为不同墨色
较多图稿属此类，共计11幅，透露出罗明坚调整、改进图稿的不懈努力。添改内容主要包括省界与岸线走向、河流形状、*区定点、地名拼写、符号绘法、邻省*区名目方位等。另有个别注记添加特定信息，得自罗明坚本人经历，如T13广东图在肇庆府边添加寓所注记，此为耶稣会在内地设立的首处寓所，由罗明坚于年创建。另省境北端绘有大山，添绘类似府城符号的城关，注云“Moilin”（梅岭），年罗明坚成为耶稣会先驱中首位翻越梅岭进入其他省份传教者，因此意义非凡。肇庆寓所、梅岭注记墨色深重，不同于初绘时的淡色笔迹，显是后加。
O3：绘制比较精细的图稿，有一些添改
T21、T34、T43、T53、T59、T69、T73等7幅属此类。更加精细，应为早期草稿的清绘版，但又有一些后期添改。
O4：十分精细的图稿，几乎可以付印出版
T23福建图绘制非常精细，几可付印出版，是现存唯一达此水准的图稿。海岸线施加阴影与点阵，河流添绘平行水纹，明朗可观。相较其他图稿，城市符号更为精巧细致，明晰展现方位。山岳绘法较特别，其他图稿一般绘作单体或小组独立山丘，此图绘出大片群山，可大致看出贯通的山脉走向，核对以简单折线符号将山丘绘作独立状的《官制》原图，原图本有的山丘在T23山群中往往高耸拔萃，并标山名。添补山丘虽基本出于想象，却使图面美观自然。山川城镇间空白处还增绘森林，生机勃勃。
T23图框长宽较其他图幅略有缩小，纸张色泽偏白，似与余图不同，细查地名注记，虽较其他“改创型”图稿工整严谨，但笔迹并无显著差别，故精致的T23图可能就是罗明坚亲笔绘制的。然T23虽绘制精良，但*区标注并不严谨，多有缺漏，如泉州府遗漏南安、惠安、同安三县，建宁府遗漏顺昌县等，相比可视作先行草稿的T21，所用符号、河流岸线、*区标点方位几乎完全一致。T23*区布点多有缺失，可能是转摹过程中的疏失所致。
戊.色彩
P：墨色
P1：墨色较淡。4幅图稿墨色较淡。
P2：墨色较深。其余21幅墨色较深。
四、基于城址符号体系（H项）特征揭示现存“改创型”图稿子类及绘制顺序1.现存“改创型”图稿的16种地图要素特征项总表（见表1）先以列表形式展现“改创型”图稿的地图要素特征项归属，以便查询及分析。
表1“改创型”图稿地图要素特征项总表
（续表）
2.利用城址符号体系（H项）特征揭示现存“改创型”图稿子类及绘制顺序根据上文对地图要素各特征项的分析，可将“改创型”图稿进一步归为各子类，并分析绘制顺序。
经全盘研究后可发现，诸特征项中最有助于图稿分类的是符号体系（H），诸图存在一个符号体系的标准化过程，标准化后的符号共5级，府州县卫所城分别绘有5至1个城垛，清晰严整。不少较早绘制的图幅上叠有上下两层乃至多层符号，标准化的符号在后期被添加上去，且往往伴有据《官制》正文数据的城址方位再调整。依据各图初绘时采用的符号体系，可有效鉴别各图绘制的大致顺序，底层注记属H1至H5型的图稿初绘较早，初绘时便采用H6至H8型注记的图稿创作较晚。
以最能回应前人研究的两组图稿为例。完成度最高的T23福建图，通常因制作精良被认定为较晚绘成，然此图将府城绘作3尖顶（H2），可判定为符号标准化前的作品，成图时间应较早，而非“完成图”。T11广东图与T17福建图，虽然风格较随意，看似粗糙，但符号体系（H7）却符合标准化后的形制，可当为较晚绘制。
据上述分析，可制成“改创型”图稿分类及绘制顺序表如下（表2）：
表2现存罗明坚“改创型”图稿分类及绘制顺序表
3.其余地图要素特征项分类同上述图稿初绘时间判断的契合若将上文分析的其余地图要素特征项分类情况同表4中基于H项所做各图初绘时间早晚的判断做对照，可发现较好的契合性：基于某种地图要素进行观察，具有某特征的系列图稿常同时归属表4中区分的早/晚初绘的某一类，或仅有个别出入。
完全契合的例子很多。如绘有深色小方格网（A1）的10幅图稿均属初绘较早类；府城标写出自《官制》正文府名排序数字（D1）的13幅图稿均属初绘较早类；由中国助手添加示意性汉字（L2）的3幅图稿均属初绘较早类；绘有完整经纬度标尺（B1）的2幅图稿均属初绘较晚类。
需指出，由于初绘较晚图幅之绘图样式往往是在吸收较早图幅绘法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特征往往同早期图稿共享，而早期图稿上的许多特征因在初绘较晚图幅上被舍弃，反而恰能用作制图时间的判断依据。将特征项分类下全体图幅均可判断为初绘时间较早的子类列表如下（表3）：
表3全体图幅可判定为初绘时间较早的地图要素特征项子类
此外，另有一些特征项子类同上述图幅初绘时间早晚分类略有偏差，但也可以得到解释。如背后为空白或不完整示意图（J3）的11种图稿中，有9种初绘年代较早，仅2种初绘较晚，其中T19为未完成的中缀图稿，而T35陕西图背后也无图说，可能是因陕西省图说篇幅较长，需用正、反两面方能抄完（T37、T38），故未写于T35背后，其余初绘较晚的图幅后均写有图说。推测原因，罗明坚在地图背面抄写分省图说的体例很晚才确立，优先抄写于较晚绘制的图稿上，较早绘制的图稿中便有许多背面留白。
另一方面，运用H类之外其余地图要素特征项衡量，去除两幅不完整示意图（T33、T50）后，剩余7幅初绘较晚的“改创型”图稿的地图要素也存在较显著的一致性。如A类（方格网）除T11为A3（淡色大方格）外，其余均为A2（淡色小方格）；G类均为G2（府城符号边无序数）；I类（山丘形态）除T11为I1外，其余均为I7（未绘山丘）；K类均为K3（未附加*区数字统计表）；L类均为L1（无汉字）。
总之，以上通过比较得出的各种契合，正可佐证前述基于城址符号体系（H）这一最重要的地图要素特征，所做出的罗明坚“改创型”图稿绘图时间判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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