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宋代以后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日趋丰富多彩。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商业活动尤其繁盛，商业经济已经形成专业化的倾向，不同行业的商店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并且由此产生了具有行业特点的地名。吴自牧的《梦粱录》就记载了如下的地名：盐桥、炭桥、炭桥巷、米市巷、糖饼巷、菜市门、菜市桥、卖马巷、柴市桥、糍糰巷、柴垛桥等。明代的杭州依然保持宋时的繁华，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在《梦粱录》的地名之外又登录了不少新地名，并且注明这些地名的产生与宋代商业的关系，如马市巷（“宋时设马市于此”）、柴木场（“宋时柴木场”）、花市巷（“宋时背花朵者居之，今寿安坊两岸多卖花之家，亦其遗俗也”）、牛皮街、布市巷（“宋时为贸布之所”）、肉市巷（又称菱椒巷）、剪刀巷、卖鱼桥等。这些地名生动地反映宋时杭州的商业布局，对于研究经济史有特别的价值。有些学者已经根据类似的资料复原了南宋杭州的繁华景象。这些街道名称在今天的杭州市依然沿用的有：盐桥、炭桥、菜市桥、米市巷、马市街、卖鱼街等。炭桥在城南，米市巷在城北，菜市桥在城东，这样的分布与宋时的民谣“东菜西水，南柴北米”相符合。这里所谓“西水”指的自然是西湖。地名还有可能留下两地在历史上贸易往来的痕迹。内蒙古地区和内地的贸易在清代中叶以前大致限于单帮行商，清代后期不少内地大商号陆续到内蒙古开设分店，于是商业所在地便以店号为地名。此类地名多在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格勒盟，而且多数是乡名，如德胜（化德县）、德后成（五原县）、天兴隆（察右中旗）、天巨德（乌前旗）、长盛号（多伦县）、兴盛茂（太仆寺旗）等。工农业生产的历史也可能在地名上打下印记。旧时代内蒙的地主多住在城镇，委派代理人代为租地给农民。代理人在乡下择地筑屋，围成院落，设立办事所，称为“公中”。公中里有“掌柜”（管地）和“先生”（记账）。这种制度也反映在地名上，如公中渠（固阳县）、西柜村（卓资县）、四先生窑（土右旗）等。牛犋是内蒙地区计算土地的单位，最早见于《金史》。本来牛犋是指套上农具的耕牛，后来才成了耕地和纳租的单位，最后变作地名用词，如关中犋、三犋窑（凉城县）、官牛犋（达旗）、六犋牛（和林格尔）、四犋（察右中旗）。古代手工业工场的分布往往也能从许多小地名上体现出来，其中陶瓷窑址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宋代以后福建曾是陶瓷业相当发达的地方，窑址遍布全省各地，建窑、福窑、德化白瓷曾驰名国内外。近代以来大部分窑址已经废弃，连建窑的确切地点也成了问题。但是从地名上至少可以恢复出部分窑址的位置来，为古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指明方向。瓷窑或写作磁窑，是书面语。在闽语中习称为硋窑，“硋”是“瓷”的方言读音（音hui）的写法。因为碗是瓷品的大宗，所以有些地方也称为碗窑，或称作瓦窑（陶器）。有些地方又把窑叫成灶或厂，所以又有碗灶、瓦厂等称呼，甚至还有叫瓮窑的，大约是因为该地主要生产陶器。今天在福建各县这类地名还有数十处之多，足见当时陶瓷制造业的兴盛。如云霄有瓷窑、瓦窑、瓦窑坑；霞浦有瓦窑、瓦窑头、碗窑塘；周宁有硋窑、硋窖；福清有硋灶、硋瑶（“窑”的雅化）；屏南有硋厂；南田有碗厂、碗坑。此外，浦城、沙县、尤溪诸县都有碗厂；厦门、福鼎有碗窑；德化有碗坑；莆田有碗洋；永安有回瑶；平和有瓦窑，南平有瓦厂；宁化有瓦庄；仙游有瓦头埔；永定有瓦子坪；顺昌有瓦溪；宁德有瓦楼兜；泰宁有碗将；崇安有碗石坑等。这些地名是直接指明了窑址所在。还有一些是因为文人的雅化而字面改变了的地名，如福安县还有玉瑶这个地名，其实也是硋窑的另一种写法。建阳水吉乡也有玉瑶这样的地名，该地正是著名的建窑所在地，也许是因为瓷色晶莹如玉，所以将地名加以美化。还有些地名如碗坪仑是德化县古代最重要的窑址之一，在一般地图集中就看不到。还有一类窑址地名在字面上找不到直接表示陶瓷或陶瓷制品的字眼，而只是以窑字为中心，附加新旧、大小、内外、上下等字来说明它的形状、外貌、历史或方位。如外窑（浦城）、大窑（漳平）、新窑市（松溪）、上窑（将乐）、瑶下（永定）、瑶头（同安）、下窑（长汀）等。仅就上述材料来看，窑址地名已经遍及八闽之地的四至。每个相关地名当然不止一座窑，有时候是几十座窑密集分布在一起。因此仅仅利用上述数十个地名的材料就足以勾勒出一幅古代福建陶瓷工业兴旺鼎盛的辉煌图画，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福建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地区有两处，一是以建阳为中心的建窑；一是闽南的德化窑及晋江、厦门瓷窑。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根据地名志所列的详细地名去追寻古代窑址，那肯定能基本上弄清福建窑址的分布，为福建陶瓷史提供丰富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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